“被性侵的时候，你到底为什么不反抗啊？”

“你不是当时事件的目击者吗？为什么不发声呢？”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羞耻、恐惧和文化规范都让性骚扰藏在水面之下，这一类事件的发生也远远被低估和忽视。

性骚扰事件在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多么频繁？为什么多年以后，受害者仍然被困在受创现场？为什么许多目击者没有伸出援手，而是保持沉默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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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骚扰事件究竟有多频繁？

负责处理性骚扰投诉的政府机构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（EEOC）表示，2015年收到的9万起投诉中，有近三分之一涉及性骚扰指控，但该机构指出，这一数字太低，无法反映现实。他们还估计，75%的职场骚扰事件根本没有报告。

2016年，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全面研究报告，得出的结论是，“25%至85%的女性报告在工作场所遭受过性骚扰。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，但即使在最保守的估计中，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——统计预测四分之一的人受到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影响。

显然，我们不知道的性骚扰事件还有很多，但有相关研究表明一些具体的问题状态，以及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导致问题好转或恶化的因素。

图｜《人间世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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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%的性骚扰受害者举报后遭到了报复

正如韦恩斯坦案件所示，女性往往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说出自己的经历。这些担忧是有根据的。

根据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2003年的一项报告发现，75%公开反对工作场所虐待的员工面临某种形式的报复。”

在韦恩斯坦案件中，如果女演员不与他合作，这位好莱坞高管就会威胁她们的职业生涯，或者在媒体上发布关于她们的负面报道，让她们陷入丑闻。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让受害者陷入孤立和沉默的处境。

Vox的安娜·诺斯解释说，当人们真的站出来时，通常是周围的人站出来了——人数多力量大。韦恩斯坦的一些指控者出来后，更多的人也跟着出来了。

图｜《人间世事》

在经历过职场骚扰的男性和女性中，正式举报是“最不常见的反应”——“大约30%的遭受过骚扰的人会与主管、经理或工会代表交谈，”EEOC的研究表明。

除此之外，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只有8%被正式举报;在经历过性胁迫行为的女性中，只有30%的人举报了性胁迫行为……研究发现，遭受骚扰的人中有6%至13%会提出正式投诉。这意味着，平均而言，87%到94%的个人没有提出正式投诉。

这种少报的情况很多是因为害怕雇主或同事的报复。受害者通常担心自己不会被相信，或者会受到指责或受到专业报复——比如被解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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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击者为何常常保持沉默？

最近有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发现，18-24岁女性遭受过性骚扰，其中96%的人没有报告。然而，也许鲜为人知的是，案件中强有力的目击者明明知道他的行为，却对此无动于衷。

扪心自问，性骚扰事件是否被目击，如果有，目击者真的会举报吗？

除了受害者很少报告事件外，旁观者也没有报告他们所看到的。对此，英国开放大学心理与咨询学院的卡米拉·埃尔菲克博士进行了一项调查，发现77%的目击者不会报告他们所看到的情况。

图｜《人间世事》

这在韦恩斯坦案件中得到了呼应。编剧斯科特·罗森伯格写道，每个人都知道哈维·韦恩斯坦在做什么，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帮助。在这项调查中，43%的目击者表示“每个人都知道”他们所描述的事件，这通常是他们不报告的原因。

原因之一可能来自对旁观者行为的研究。1970年，研究人员提出了“旁观者效应”的概念，即目击事件的人越多，他们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小。这表明，当目睹性骚扰行为的人数增加时，被举报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。

“旁观者效应”还表明，当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时，人们不会干预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责任更小。44%的目击者没有报案，是因为他们认为报案是受害者的责任。这种假设反映在现实世界中。

Twitter上的# whyididnreport等标签提供了多个故事，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：报告被视为受害者应该做的事情。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，被性骚扰已经是一种孤立的经历，因此将解决骚扰的负担单独放在受害者身上会进一步孤立他们，同时也会减少被报道的事件数量。

图｜《人间世事》

而且，英国联合国妇女署发现，45%在公共场合遭受性骚扰的女性认为举报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埃尔菲克博士调查的数据也很相似：42%的证人表示举报没有任何意义。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不会被相信，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有权势的人参与其中。这表明性骚扰正常化存在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。

法尔扎娜·阿斯拉姆提出，只要文化崇拜当权者或将女性物化视为正常，就很难打破“沉默的阴谋”。因此，在性骚扰案件中，目击者介入的机会仍然很低，而罪犯——尤其是那些高调的罪犯——将继续不为他们的行为负责。

那么，目击者应该说出来吗？

是的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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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击者如何发声？

目击者往往害怕举报的后果，但它可以赋予权力。它还可以消除知道骚扰却无所作为的压力。埃尔菲克博士调查中的一位目击者写道：

好消息是，目击者经常讨论他们所看到的，当他们有“共同身份”时，他们通常会试图提供帮助。因此，建立一种团结一致、不容忍性骚扰的共同身份，是鼓励目击者站出来支持受害者的好方法。创建共享身份的一种方法是分享故事，这也有助于让其他人意识到问题并鼓励他们提供帮助。#MeToo和#ReclaimTheseStreets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例子，这些运动给了人们讲述自己故事的勇气和空间。由于开展了这样的运动，团结一致和不容忍性骚扰的共同身份得到了增强，这些运动为目击者发挥强大作用提供了空间。

图｜《她和她的她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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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骚扰”行为被明确定义后，更多受害者会举报

在对受职场性骚扰影响的人数进行深入调查后，EEOC发现，当调查中对性骚扰的具体行为进行更具体的定义时，此类事件的报告就会增加。

换句话说，当人们直接被问及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经历过性骚扰时，并没有定义“性骚扰”这个词，四分之一的人报告说他们在工作场所经历过某种形式的骚扰。

但当提到具体的骚扰行为时，比如性胁迫或粗俗的笑话，60%的女性报告说她们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或性别骚扰。

这表明，对于什么是职场骚扰，以及什么只是不舒服的遭遇，社会缺乏清晰的认识。

像大多数女性一样，埃尔菲克博士也经历过来自男性朋友、陌生人和以前工作场所的性骚扰。在现实社会中，绝大多数的女性都至少有过一次令人不安的经历，并且从不与人分享，也不要求别人为自己发声。这种影响会持续一生，并在梦中悄悄降临。

在当前的文化规范停止将女性物化视为正常之前，法律应当努力明确性骚扰的定义，让更多的受害者能够站出来举报，并加强对犯罪的惩戒。同时，目击者也要有勇气说出来，借此帮助那些无法缓解伤痛的受害者。

图｜《她和她的她》

编译/陈怡芸 排版/阿桃 监制/Apri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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